总之，凡这些开放特征方面需要资金，各方面应该特别倾斜一些，就是支持改革开放。

由于中国金融业的这部分是官办的，所谓体制内的，其服务的是政府的意志，而我们的政府是经济赶超型的经济战略，其中一个潜在的心理是，集中社会上的资源，然后进行由政府主导的大型投资，最主要的是搞基础设施，比如四万亿刺激政策，这种政策的前提是，必须金融机构收集的钱是低成本的，这样就确保他们贷出去的钱的成本也是最低的。而在中国正好是反着的，金融主体不是民间自发形成，而是政府人为设置的，其运行也不是经济自身的运动的一部分，而是遵照政府长官的意志，这不是金融业，是政府长官的账房先生。

这部分市场对于民间中小企业的成长和融资是功不可没的，最近几年对于中小房企的生存也做了不少贡献。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三十余年，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金融业一直是一个畸形扭曲发展的过程，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体制内的金融业一直是政府官营的，听命于政府的旨意，效率过低，浪费资金资源，效率配置在低效的领域，严重扭曲经济发展结构，始终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而作为民间体制外的这部分金融，事实上如同附着在皮上的毛一样，也是在政府大规模的投资所导致的繁荣开始的，毕竟官方的金融在经营的时候有许多遗漏和空间，而且民间金融的灵活性和效率高，也吸引了部分风险偏好型的资金，形成庞大的民间借贷力量。重要的是，你会发现从西方文艺复兴一来，在意大利出现金融业发展的雏形，然后到荷兰、英国、美国这一路下来，西方金融业的发展是实体经济的要求，是实体经济自然进化的过程，其每一步成长繁荣，都是呼应实体经济的需要。这种模式其实是鼓励居民和企业少消费多储蓄，储蓄的资金其实就是资源，被用来进行投资，这种投资起初是很壮观的，经济增速很高，GDP增速也很高，物价上涨，工资上涨，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很快就进入产品和设施过剩期，过剩以后就就会发现所有的产品都是过剩的，因为在过剩的同时，居民的收入是减少的，他们消费的能力同步是下降的，这就会形成自我强化和自我加强，直至经济掉入最萧条的深渊。

而官方金融则采取大规模的不良贷款剥离措施，由纳税人买单这些不良贷款，街市依旧太平，整个经济体在漫长的萧条过后迎来下一个景气周期，而金融业依然是那个两张皮的金融业。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中国金融业在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毫无长进，远远落后于实体经济，其总根源就是这两张皮的结构。这是月度过着旬度数据，某期数据低于预期会成为证伪因素。

市场上生产油品升级催化剂的企业比较少，所以具备稀缺性。另一个是中石化，首先不是很显著，2013年市场对大盘蓝筹没有兴趣人民银行发行央票实施冲销，则陷入利息成本大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亏损和美元储备资产贬值的双重困境。但是中国金融的核心问题在于市场信用基础缺失，有效保护最终债权人和投资者的法律和监管手段缺失。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处在加工组装环节的贸易中介地位有关。具体要求是：健全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

这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奔腾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推进了产业链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中国参与其中的加工组装位置使得在中国境内创造的GDP或增加值必定以贸易顺差的形式实现。美元霸权赋予美国的国际购买力也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改革开放30余年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中国曾经是美元本位制的最大受益者和铁杆支持者。中国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之所以面临如此困境，全在于我们的对外贸易、引进外资以及相关国际金融活动都必须以美元支付、结算和计价，因此，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所积累的国民财富也必须以美国储备资产的形式持有。

同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同一主题的另一个国际研讨会上，英国金融管理局前主席Adair Turner也提出完全相同的问题。美元本位制对中国的有利之处在于：中国通过先贬值后钉住的汇率政策，再加上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等有利条件，促进了外国直接投资及来料加工产业的快速发展。举例来讲，缅甸在殖民地时期（1886 -1937年）提出建立中央银行的要求一再被英国压制，直到1952年缅甸独立四年后才得以建立自己的中央银行（Turnell，2005）。新兴国际货币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便利性方面所拥有的国际竞争力。

为了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英国货币当局要求殖民地使用100%的英镑作为准备金（Fischer, 1982），由英国政府对储备支付利息（Shannon, 1951, 1952），英镑也由此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由此可见，除非从根本上颠覆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放弃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放弃或改写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理论。

但是事实上这个均衡汇率并不存在。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类似美元殖民地的地位。

因此如何在保持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美元的使用与积累，就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推动力。这也是以发行国债的方式动员全球储蓄，筹集廉价资金，并通过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实现全球有效配置以增进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通过政治改革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加入WTO后更是借助美元贬值趋势实现了出口拉动的高速经济增长。二是资金的低成本以及金融对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因为只有银行有政府信用支撑）导致有抵押品的房地产、制造业和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严重泡沫和低效率。如果信贷所支配的资源被浪费在无效率的项目上，债务人的利息支付意味着资源暂时从地方向银行利益群体的转移，但最终本金的损失则意味着地方、银行与国家的满盘皆输。

但是，人民银行的这种改革逻辑存在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持续买入美元的操作使中国在很多年份基础货币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以美元为十足储备。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建成经济金融强国是同一过程，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金融强国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这是因为人民币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元储备积累，为美元的国际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持。

法裔美国经济学家Hélène Rey（2013）揭示了美联储主导的全球金融周期，提出要么外汇管制、要么丧失货币主权的二元悖论。例如，苹果iPod虽然被印上中国制造，但中国只是对东亚等地生产的400多个零配件进行最终的组装。

这成为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引致中国流动性泛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泡沫膨胀的传递渠道。由于低利率必定导致资金供不应求，政府就必须实施金融的垄断经营或通过行政干预及产业政策将低成本资金配置给特定产业和国有企业。国内外套利空间巨大，资本流入与流出的动力同样强盛，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触发金融危机。另外，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的金融强国建设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从而帮助这些国家也包括自己积累起大规模美元储备。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客观要求也为中国建设经济金融强国指明了方向。

如果我们的对外经济活动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和支付就可以避免国际汇率风险，并维护中国的货币主权。其实从更深层次看，还有货币主权问题困扰着中国的领导人和货币当局。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是国际货币反而显得很不正常。本来2006年金融抑制政策应该全面退出了，但是我们的金融改革出现整体延误，从而使事物走向了反面。

中国经济金融的成功转型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经济基础与制度保障。作为名词的金融强国，可以看作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作为动词短句的金融强国则是通过做大做强金融建立强大国家的过程。这种金融的行政垄断带来两个不可避免的严重结果：一、市场信用基础长期缺失，即使是商业性的金融活动也都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导致风险集中转嫁国家的严重机会主义、金融腐败和金融秩序的混乱。如果借钱不还者逍遥法外，坑蒙拐骗者得不到严惩，金融肯定是玩不下的，市场化最终也会事与愿违。

因此浮动汇率与资本账户全面开放会带来巨大的波动和不确定性。虽然随着美联储QE政策的退出美元会有3-5年升值期，但是如果花旗集团（2010）总结的美元十年熊市五年牛市的规律得以延续的话，2018年前后开启的美元十年熊市对中国而言将十分凶险。

英镑在世界贸易结算与支付中占到60%的份额。图1显示，与1985-1995年贬值期美元储备份额曾下降至45%的情况相比，本世纪美元贬值期间，其外汇储备份额并没有出现显著下降。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经济面临艰难转型，宏观经济不太稳定，金融体系脆弱性正在加深，全面改革刚刚启动，远未成功。从全球经济规模的历史数据来看，1980-2010年间全球GDP排名曾进入前四位的国家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中国六个国家，其中除中国以外，其他五国的货币，美元、日元、原德国马克、法国法郎以及英镑无一例外都是国际货币。